2月8日，侦查员分别对此进行了调查。
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户籍资料里没有唐世宽在抗战后离家出走的记载，可能是家人没有跟国民党警方联系，而警方也没留意此事。
唐世宽的户口是在1949年3月13日与其全家一起注销的，注销原因是 “去美国”。
既然去了美国，去年他从海外来沪似乎也说得过去。
问题在于他去年是怎么入境的？又是怎么登记下榻的？
另一路去唐世宽家原址调查的侦查员走访了几十位老邻居，都说唐家在惠安解放前夕确实去了美国，房子卖给了“许根记营造厂”。
过了两个月， “许记”老板许胜凯也去了香港，把房子托交亲戚打理。
惠安解放后，政府查明许家系“军统局”的贸易伙伴，跟戴笠以及后来执掌保密局的郑介民、毛人凤关系甚好，故该房产属于敌产，就收归国有了。
现在住在里面的几户居民都是房管局分配来的，根本不知道唐家的事。
大伙儿议论来议论去，却是越议越沮丧。
这时已近午夜时分，顾云霄副局长突然来了，听肖宝骏汇报了情况，说：
“不着急，先吃夜宵吧，我已经通知食堂准备了。”
吃过夜宵，众侦查员继续讨论对策。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可能成为突破口的环节：蹊跷应该出在“下榻惠安大厦”这上面。
交代说唐世宽下榻于上海大厦，而且他去拜访过，到过客房，倪代玮还在餐厅请他们夫妇吃了一顿饭，这是否表明他果真入住那里呢？
惠安大厦的工作人员都调查过了，没有线索。那么，是否可以从商炎财以及其他老同学那里了解？
2月9日，侦查员分别对佘葆真、陈彩蝶和其他六个同学再次进行了讯问。
这些人中，除了陈彩蝶之外，都去惠安大厦看过倪唐世宽。
据一位在电台当播音员的老同学回忆，可能是因为她对语音特别敏感，她发现唐世宽说话有些湖州口音。
专案组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跟未查到唐世宽的入境记载这一点联系起来看，不排除唐世宽其实是在大陆潜伏着，却向老同学佯称从香港入境。
如果这个估测准确的话，那么他应该潜伏在湖州，多年待下来，就不知不觉染上了些许湖州口音。
这一点其他同学没注意到，却逃不过受过专业训练的那位女播音员的耳朵。
这样一来，不是越来越难查了吗？
专案组却不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捷径：
既然唐世宽确实在上海大厦客房和餐厅接待过老同学，那说明他当时并未显露出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
他的底气从何而来？
可能他是以其他合法入境的旅客的名义在惠安大厦登记入住，然后，把那位旅客打发出去，他以其人的名义待在客房。
这种情况，当时是允许的，而且经常发生。
如果确如上面所估测的那样，唐世宽是以谁的名义登记入住的？
那人又去了哪里呢？专案组决定查一查。
侦查员去了惠安大厦，把之前调查过的那几天入住的七名男性港客的资料调出来。
先跟从边检获取的入境记录对照，发现都是合法入境。
再看边检留下的护照资料，其中一位六十五岁、名叫庞山的旅客的籍贯是湖州。
侦查员盯着这位老者进一步调查。
他出生于湖州，那多半是在惠安大厦登记后去湖州了。
三名侦查员随即驱车前往湖州调查。
当时湖州的涉外宾馆只有两家，很快就查到了庞山确实在去年7月上旬住过五天，而那五天正好是商炎财、齐佩陈彩蝶等人跟唐世宽频频接触的日期。
侦查员调取了庞山入住湖州宾馆期间来访客人的登记资料后，去找那些访客一一调查，终于有了收获。
访客中的几位庞山的亲戚告诉侦查员，他们知道唐世宽其人，他是庞山的外甥，跟他们也有着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
当天，唐世宽在湖州家中被捕，随即在湖州市公安局内进行讯问。
唐世宽的供述如下——
抗战胜利后， “保密局”根据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议，决定在惠安创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唐世宽被物色为受训学员。
可是，后来该计划流产了，他被送往美国接受了一年情报训练，回国后分派到“保密局”情报分析室当了一名特务，按规定这个岗位上的特务是不能与家人有任何联系的。
1949年初，他因为一场三角恋得罪了上司，被打发去了湖州潜伏，由国民党湖州市警察局为他伪造了户籍资料，表明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从惠州来湖州了。
“保密局”安排唐世宽在湖州芦苇开了一家专为饭店提供野味的“凌云野味坊”，以便利用采购野味为名外出活动。
野味坊共有四名店员，都是由唐世宽领导的情报特务， “保密局”给他们的代号是“741”，全称是“741情报组”，却未配备任何特务活动器材，只给了二十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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