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农村，回到了城市，整体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时代不算好，不过松江府是富庶之地，那就大不相同。
刘钰等人要去走访一些纺织作坊。而松江府的大街上，也有这一次跟随着刘钰一同入京的东南亚各国的贡使，以及一部分西欧人。
前者是为了朝贡，确认一下东南亚的新主人；后者则是嗅到了商业机会，希望填补荷兰人走后的空缺，拿到香料的贸易权。
皇帝和朝廷对江南的富庶，还是很自信的。
故而但凡要展示国家富庶的时候，都会让贡使或者使节们，先在江南停留参观，然后再沿着运河经济带北上。这有点类似于隋朝故事里用丝绸缠树装点门面，都是为了外部的面子，但说不通的就是大顺此时对江南城市真的是自信而不是自负，故而不用刻意装点。
历史上马戛尔尼，以及其后的阿美士德来满清治下的中国，在拒绝开放北方港口和割让舟山之前，对华人还是留了点口德的。
至少在拒绝割让舟山做英国货栈之前，对华人的容貌评价，刨除那句“以容貌美丑而言，中国女子没有一人能凌驾欧洲女人之上者”这种主观美学评价外，评价还算可以。当然这时候华人上流社会看欧洲女子，也都是视之鬼妇，审美观差异过大。
其曰【男子多雄伟有力，四肢筋肉突起，无萎靡不振之相。余留意观之，忍不住吟诵莎翁之《暴风雨》之诗句：观此芸芸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人类之美且大兮，吾乐乎新世界之自居。】
当然历史上满清和英国之间，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前十多年，就有过一些相当不愉快的交往。
英国商船休斯夫人号，在鸣炮致敬的时候，误装了枚铁弹，以至于打死了两个看热闹的人，结果按照英国人的说法，是当地官员蛮横地上船抓走了无辜的炮手处以绞刑；而英国人认为这属于失误，没有任何法律责任，连钱也不用赔。
包括更早之前的百夫长号泊靠事件引发的不愉快，使得欧洲对中国这边法律的评价，是挺负面的：中国法律是武断、残暴的、以命抵命的野蛮人时代的法律；和欧洲关于平等、正义或人性的观点不相容。
有了这些冲突和利益纠葛，有些话，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总归，这个时代终究是十八世纪40年代而不是90年代，此时大顺的江南城市风物，还是足够震撼这些外来者的。
欧洲人现在正享受着“借中讽欧”的启蒙运动让刘钰这个大顺人脸红的胡吹，即便如此，这些特许在松江府参观、准备北上觐见皇帝抓住香料贸易的欧洲人，也还没有那种期待极高而失望的情绪。
至于那些东南亚小国的人，则是彻底被震撼到了。松江府自来就是富庶之地，这些年又鼓励工商业，谓之样板，亦不为过。
松江府城中的人，对这些在街上游荡的外国人，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奇。
大顺有了海军，并且可以确保保护海岸之后，大顺的贸易中心就开始北移。松江府，或者说长江中下游开放的前提，在一个封建帝制的大一统王朝看来，就是得有一支海军保证海上安全。
否则的话，西洋人的船队整天在漕运的关键点晃悠，肯定害怕。漕运是封建帝国的动脉。
满清搞十三行一口通商，肯定是封闭落后保守的表现。
一口是封闭落后这个确定的前提下，都是一口，为什么这一口选在广州而不是更适合的上海，这里面更多的还是统治术上的考虑。
大顺不是满清，大顺有了一支远洋海军，并且至少此时可以确定印度以东无敌。
那么，对废漕改海来说，或许还能说只是个必要不充分条件；那贸易中心北移，靠近到手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便是一个必然结果了。
见的多了，也就不惊。
甚至松江府的人对西洋人的好奇程度，远远低于那些东南亚人。
因为即便贸易中心北移之前，一大堆耶稣会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松江府，光徐光启的孙女，就在松江府周边捐建了130座教堂，几乎天天都见，又怎么能感觉到好奇呢？
反倒是那些东南亚人，之前在松江府可是少见。
而这种夷人在松江府溜达的场景，也让松江府那些搞手工业的、搞纺织业的，欣喜若狂。
他们喜的，不是什么万国来朝。那关他们屁事？
他们喜的，是上一次日本人被朝廷安排来松江府这里参观，然后对日贸易开启新篇章，他们的布匹销售也上了个新台阶；上上次瑞典人来松江府参观，展示天朝富庶，他们的棉布销售又上了个新台阶。
如今不但是西洋人来了，便是南洋那边的人也来了，有着前几次的经验，焉能不喜？
夷人来了，是不是贸易量一定会增加？是不是生意一定会比之前更好？
这里面，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就像是历史上经典的那场琉球封贡事件一样，商人们拿着满清迁界禁海这种反人类政策时候的经验，认为去琉球封贡带多少货都能被人一抢而空，结果导致了货到琉球卖不出去以致武装暴动要求琉球王必须全部吃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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